[讨论]借鉴欧洲先进经验，政府应为职业足球提供支持 [复制链接]

从1994年开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而在金元足球退潮后的这几年，每年的联赛准入审核都如同一场残酷的“生存大考”， 将不少希望一展身手的足球俱乐部挡在职业联赛的门槛之外。在前不久中足联发布的第二批债务清偿名单中，本赛季的中甲降级队广西平果榜上无名，这支承载了广西球迷7年希望的球队也就此告别职业足球赛场。而即便目前暂时过关的俱乐部，也依然面临中足联后续审核的严苛考验。
　　
　　众多职业足球俱乐部深陷困境，也暴露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最大通病：那就是所有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均深度依赖背后投资方的支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停止投入，他们将立即深陷经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属地政府的资金支持，早已成为众多俱乐部维系运转的重要支柱。
　　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发展史上，政府支持职业足球的案例可谓是比比皆是。远的不提，就在2024年底，青岛市就分别为青岛海牛、青岛西海岸2家俱乐部提供了2000万资金支持，而青岛西海岸更是额外获得所在区级政府2000万补助；此外，上海体育局为实现中超联赛3连冠的上海海港发放了2000万奖金；深圳市则通过体育产业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职业俱乐部提供了最高2500万的资金扶持；而身为中超升班马的大连英博在2025赛季更是获得了省市两级总计高达5000万的资金注入。
　　与上述几支球队相比，天津津门虎与武汉三镇的运营模式更为大胆，他们直接由当地体育局主导运营，武汉通过政府协调整合多方资金，而天津则以体育局为主要资金来源，有力确保了球队在联赛中的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身为老牌豪门球队的北京国安处境尴尬，他们是中超层面唯一公开未获属地政府资金支持的俱乐部，称之为行业异类也不过分。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外，就会发现即便职业足球发达地区的足球俱乐部盈利能力更强，甚至可以自负盈亏，但他们的政府支持模式却更为成熟。以拥有阿贾克斯、费耶诺德和埃因霍温等著名球队的荷甲为例，由于整体经营状况不佳，埃因霍温、奈梅亨等俱乐部近年来多次获得政府补贴，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高于市场价收购俱乐部资产、减免场馆租金、豁免政府债务和低价返租场馆等。
　　而在身为世界第2大足球联赛的西甲，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则更为直接，他们不仅为财政困难的俱乐部提供全额政府担保以获取银行贷款，还给予部分俱乐部“非盈利”组织身份以享受优惠税率。其中最经典案例当属银河战舰皇家马德里的土地置换案。1996年，马德里市政府征用皇马旧训练场并置换新地块。2011年，他们又以超出市场价1000万欧元的价格收回该地块给予补偿；而在几年前的新冠疫情期间，西班牙政府官方信贷基金更是分别向皇马和巴萨提供了2亿和5000万欧元援助，帮助这两支世界级豪门球队渡过难关。
　　再来看看同为欧洲五大联赛的德甲，他们虽然很少获得直接政府补贴，但却形成了独特的“国企支援”模式。受德国历史与工业化特点影响，大众等企业常被视作“准国企”，其旗下的沃尔夫斯堡俱乐部每年能获得7000万欧元赞助；而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则拥有阿迪、奥迪、安联等本土企业股东，构成了财政稳定的核心支柱。
　　相比之下，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甲级联赛由于地方财政紧张，政府更多以政策支持替代直接资金投入。例如针对球场产权归属政府却缺乏维修资金的现状，尤文、亚特兰大等俱乐部所在地方政府推出“以租代售”政策，将球场土地以99年租期租给俱乐部，由俱乐部出资重修后获得经营权与建筑物所有权，这样既规避了公共资产出售的法律限制，又盘活了体育资源。尤文能够拿到意甲9连冠，就是拜这样的政策所赐。而亚特兰大也从一支中游球队，变成了欧冠联赛的常客，还在2023/24赛季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
　　
　　如果说欧洲联赛距离我们太远，那不妨看看邻国日本的实践案例。2024年2月，J联赛广岛三箭俱乐部新主场“爱电王”广岛和平之翼球场正式启用。该球场坐落于广岛中央公园核心区域，可容纳28529人，步行可达繁华商业街与火车站。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样堪称寸土寸金的地段建造球场，正是政府变相补贴的体现。而广岛三箭俱乐部也以此为契机，将球场周边打造成城市打卡地，据统计，每个比赛日广岛三箭能为城市带来5400万人民币的间接收入，辐射范围覆盖球场周边数公里的商业街区。而在非比赛日，俱乐部也经常举办各类主题活动，不仅让自身运营收入屡创新高，也显著拉动了城市旅游与餐饮消费。这或许就是足球与城市发展共生关系的完美的诠释。
　　说白了，政府之所以愿意投入资源支持职业足球，核心在于职业足球俱乐部早已超越单纯的企业属性，成为兼具公共属性的体育文化综合体和城市名片。以西甲为例，皇马、巴萨两大豪门已成为国家名片与文化象征。他们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也强力带动了当地的旅游、餐饮等上下游行业发展。皇马所在的伯纳乌球场、巴萨主场诺坎普成为各自城市的核心旅游景点，便是足球赋能城市发展的生动例证。此外，职业足球还能丰富市民文体生活，增强社区与城市凝聚力，展现与教育行业类似的价值，值得政府给予针对性扶持。
　　
　　当然，凡事总有利弊。政府补贴职业足球也引发过争议。欧盟就曾对西班牙、荷兰七家俱乐部展开非法补贴调查。不过，他们的核心诉求并非反对补贴本身，而是担忧这种定向补贴违反欧洲足球财政攻破法案，破坏欧洲足球的公平竞争环境。但这一争议也为政府支持方式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补贴需兼顾公平性与长效性，避免短期化、碎片化的“救火式”投入。
　　与国外高水平联赛相比，国内政府对于职业足球的支持仍存在明显短板。例如，当前国内补贴多以临时救急或成绩奖励为主，缺乏长远规划与系统性引导，导致俱乐部发展稳定性不足。不少俱乐部甚至仍处于“四处流浪”状态，没有固定主场，训练基地简陋破旧。前北京国安主教练塞蒂恩就曾公开吐槽，作为国内豪门，国安租用的训练基地条件简陋到没有淋浴间，若早知如此当初肯定不会签约。当然，成功案例也有，本赛季战绩不错的成都蓉城就通过市政府协调，免费使用市属企业旗下的凤凰山体育场，不仅一度剑指冠军，更激活了当地体育消费市场；而在中国职业联赛坚守20多年的浙江队则在政府支持下拥有了自己的专属训练基地，一线队与各级梯队集中训练，青训也因此人才辈出，成为近年联赛中的崛起力量。
　　
　　在小编看来，未来政府支持职业足球应聚焦三个核心方向。首先是建立稳定的消费补贴机制，对球迷购票、购买俱乐部周边产品等行为给予补贴，提升俱乐部营收的同时也提振当地的消费活力；其次，将职业足球俱乐部发展纳入城市整体规划，通过协调土地资源，保障主场与训练基地建设，为俱乐部创造稳定运营的环境；再次，要优化青训补贴政策，不仅支持俱乐部梯队建设，更要引导资金流向社区与校园足球，推广足球文化，扩大人才筛选范围。当前，中国足球青训存在“过早掐尖、圈养培养”的弊端，许多10岁时未被选中的孩子失去优质培训机会，与职业足球擦肩而过。而通过公益化青训补贴，让所有热爱足球的孩子都能获得良好教育，才能为中国足球储备更多后备力量。
　　目前，国内俱乐部普遍入不敷出，政府以适当形式提供支持依然是职业足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当然，这种支持并非简单“输血”，而是通过长效机制，帮助俱乐部构建自我“造血”能力，让俱乐部、城市、市民形成共赢的正向循环。中国足球的发展眼下身处低谷，前路漫漫。只有政府、企业、俱乐部等各方齐心协力，以科学规划替代短期行为，才能让职业足球真正反哺城市发展、惠及民生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之路，真正实现中国足球的腾飞。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自1994年启动以来，历经三十年发展，从最初的“甲A时代”到如今的“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职业体系，表面上实现了职业化与市场化转型，但近年来金元足球退潮背景下，诸如广西平果哈嘹等俱乐部未能通过2026赛季准入，暴露出中国职业足球在运营模式、治理体系、财政可持续性与制度设计上的深层次结构性困境。这一现象不仅是单一俱乐部的经营失败，更是整个中国足球职业生态失衡的缩影。以下从五个核心维度进行系统性剖析：
一、资本依赖型运营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金元泡沫破裂后的“裸泳时刻”

自2010年代中期起，受房地产企业扩张战略驱动，大量资本涌入中超联赛，催生了“金元足球”时代。俱乐部普遍依赖母公司“输血”维持高薪引援、天价转会与豪华基建，形成“资本供养—成绩提升—品牌曝光—反哺母企”的非良性循环。
问题本质：俱乐部缺乏独立盈利能力，营收结构极度失衡（中超球队商业收入占比不足30%，远低于欧洲主流联赛60%以上）。
后果显现：随着房地产行业调控收紧，母公司资金链断裂，俱乐部立即陷入“断粮”危机。广西平果哈嘹虽曾获地方支持与球迷基础，但最终仍因债务逾期、欠薪等问题被取消准入资格，正是这一模式崩塌的典型写照。
深层矛盾：职业俱乐部未建立“自我造血机制”，门票、转播、衍生品等收入微薄，过度依赖赞助与关联方支持，违背现代职业体育“财务自律”原则。
二、治理结构失序：政企不分、权责模糊与监管滞后

中国职业足球长期处于“政府主导+企业承办”的混合治理模式中，导致权责边界不清，市场化改革始终未能真正落地。
足协角色错位：中国足协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部分赛事运营者，同时承担国家体育总局行政职能，难以实现中立监管。
俱乐部治理薄弱：多数俱乐部为母公司下属部门，缺乏现代企业治理架构（如董事会、独立审计、球迷代表参与），决策高度集中于投资人个人意志。
准入审核机制形式化：尽管《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俱乐部股权多元化”与“财务公平竞赛”要求，但执行层面存在“重材料审查、轻实质评估”问题。许多俱乐部通过短期注资、虚假报表等方式规避审查，待赛季开始后再度陷入危机。
案例反思：广西平果哈嘹虽具备一定地域文化认同，但在股权结构上仍属单一企业控股，缺乏地方政府、社会资本与球迷组织的多元共治机制，抗风险能力极低。
三、区域经济差异与中小俱乐部生存困境：资源分配的高度不均

中国职业足球资源高度集中在一线城市与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及三四线城市俱乐部面临天然劣势。
财政支持差距：一线城市俱乐部可获得高额地方补贴、优质商业资源与媒体曝光，而如广西平果这样的边疆小城，即便拥有热情球迷群体（主场上座率曾达万人以上），也难以吸引长期投资。
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中小俱乐部训练基地、青训体系、医疗康复等软硬件建设滞后，进一步削弱竞争力与吸引力。
人才外流严重：优秀球员、教练员向高薪俱乐部集中，导致次级联赛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淘汰”的马太效应，联赛竞争性下降，观众兴趣减弱，形成恶性循环。
四、球迷文化与社区联结薄弱：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支撑

健康的足球生态应建立在深厚的社区文化与市民认同之上，但中国多数职业俱乐部仍停留在“企业品牌展示工具”阶段，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肌理。
主客场情感链接缺失：许多俱乐部频繁更名、迁移主场（如贵州人和、江苏苏宁），破坏球迷归属感。广西平果哈嘹虽尝试打造“壮乡足球名片”，但受限于运营周期短、稳定性差，尚未形成稳固的文化符号。
球迷参与机制缺位：缺乏会员制、球迷信托、社区基金等制度设计，导致球迷仅能以消费者身份存在，无法在俱乐部治理中发声。
社会价值未被激活：足球本应承担青少年教育、城市形象塑造、民族团结等功能，但在现实中常被视为“政绩工程”或“营销噱头”，公共属性被忽视。
五、制度改革路径建议：迈向可持续职业足球生态的系统重构

要破解当前困局，需跳出“救火式管理”思维，推动一场涵盖制度、资本、文化与技术的系统性变革：

| 改革方向 | 具体措施 |
|--------|---------|
| 推动股权多元化改革 | 引导地方政府、国资平台、民营企业、球迷组织共同持股，设立“去企业化”过渡期，避免单一资本退出即导致俱乐部消亡。 |
| 建立财务健康监测体系 | 强化第三方审计，引入“工资帽+支出比例限制”制度，要求俱乐部运营成本不得超过总收入的70%，并公开年度财报。 |
| 完善升降级与准入动态管理机制 | 实行“预准入评估+中期复核”制度，对连续两年亏损、欠薪超六个月的俱乐部实施降级预警或强制托管。 |
| 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网络 | 鼓励省级体育部门牵头组建“区域足球发展联盟”，整合青训、场地、赛事资源，扶持中小俱乐部形成集群效应。 |
| 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生态系统 | 推广校园足球、社区联赛、球迷文化节，探索“会员制俱乐部”试点（如借鉴德国50+1模式），增强社会参与感与文化认同。 |
结语：从“运动项目”到“社会事业”的范式跃迁

广西平果哈嘹的退出，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中国职业足球长期积弊的一次集中爆发。它警示我们：若继续将足球视为短期政绩、资本游戏或娱乐消费品，而非一项需要长期投入、多方共治、文化滋养的社会公共事业，则任何改革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未来的出路，在于实现三大转变：  
👉 从“企业办队”转向“社会共建”；  
👉 从“成绩导向”转向“生态培育”；  
👉 从“行政管控”转向“法治治理”。  

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真正走出“金元退潮后的荒原”，迎来理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新周期。

借鉴欧洲职业足球发展的先进经验，政府可通过以下多维度的支持机制助力职业足球可持续发展，同时增强城市品牌与经济活力：

一、政策与资金支持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

设立专项扶持基金，通过直接补贴、税收减免或低息贷款缓解俱乐部运营压力。例如，欧洲政府常以高于市场价购买俱乐部资产、减免场馆租金或提供非营利组织税率12。
针对特殊需求提供定向资助，如日本J联赛设立50亿日元补助金，支持严寒地区俱乐部升级供暖设施7。
基础设施共建

政府主导建设或改造专业球场，并将其低价/无偿提供给俱乐部使用。欧洲多数球场所有权归属地方政府，俱乐部仅需承担基础运营成本；中国可参考辽宁铁人俱乐部与沈阳市政府合作改造铁西体育场的模式1215。
二、城市发展与足球经济融合
打造城市名片与旅游引擎

将职业俱乐部纳入城市文化发展战略，通过赛事带动旅游、餐饮等消费。例如皇马伯纳乌球场已成为马德里核心旅游景点，单赛季为城市创造数亿欧元收益23。
支持俱乐部开发周边产业（如商业街区、博物馆），参考日本广岛三箭主场与市中心商业区联动模式213。
产业协同与就业拉动

鼓励国企、本土企业与俱乐部合作，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生态。如德国大众集团长期赞助沃尔夫斯堡俱乐部（年投7000万欧元），地方政府协调资源对接224。
三、青训与人才体系赋能
构建青训支持网络

政府联合俱乐部、学校建立分级青训中心，提供低价培训服务。西班牙社区青训费用仅30-40欧元/月，场地与兼职教练薪资由政府承担1026。
举办国际青训赛事提升水平，如杭州政府承办“钱潮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搭建中外交流平台1314。
打通人才输送通道

设立“体教融合”奖学金，保障青少年球员升学路径；建立职业俱乐部与校园足球的衔接机制，避免人才断层1118。
四、制度保障与长效管理
明确法律地位与监管机制

立法认定职业俱乐部的公共属性，确保其享受政策支持合法性。欧洲普遍将俱乐部注册为非营利社团组织，政府仅与俱乐部（而非其公司）签订合作协议922。
建立跨部门协同机构（如辽宁足球振兴专项工作组），统筹资金、准入审核与财务监管1224。
推动联赛治理现代化

借鉴欧洲“管办分离”模式，成立独立运营联盟（如中足联）负责联赛商务开发与技术支持，政府聚焦青训、裁判及国家队建设22。
关键本土化路径建议
分层施策：经济发达城市可重点发展职业俱乐部联动旅游经济，二三线城市优先完善青训基础设施。
多元投入：探索“政府补贴+会员制+企业赞助”混合模式，参考辽宁铁人俱乐部会员制改革与辉山乳业等企业合作案例2415。
社区纽带：强化俱乐部在地域文化中的认同感，如沈阳铁西体育场成为全省球迷精神象征，带动消费与凝聚力12。
通过上述系统性支持，政府既能保障职业足球可持续发展，又能激活其社会经济价值，实现体育与城市的双赢。